作者：夜雨星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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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真正的底层不仅不喜欢贾樟柯的电影，而且也不喜欢以梁鸿等为代表的乡土记录文学，当年熊培云以某村为原型写出了热销的《一个乡村里的中国》这本书，极其受到了公务员，白领，学生这个阶层的欢迎，然而书里的这些原型人物都对其表现出抗拒，有些再也不愿意接受采访了。

而人类学家项飙在《跨越边界的社区——浙江村》这本书中同样是一种微观性的调查研究，同样是底层的视角，此书不仅在学术界极受好评，而且书中的这些人物也读了非常感动，愿意接受项飙长达十几年不停地叨扰，而且这些打扰都是毫无利益关系的。

那么项飙究竟是采取了何种方式达到了如此好的效果？其实答案很简单，就是“将这些底层人也看做历史主体。”再说的直白点就是将他们也看做人，他们和我的关系是“我们”的关系，而不是“我”与“他”的关系。

项飙在此书的前言中就对于国内所流行的底层叙事的文艺作品提出了批评，他说：在这些文本中，底层者多以个体受害人的面目出现，而不是以多面立体的、群体性的历史主体的身份站出来，多有感人的叹息，少有勃发倔强的生命，这样的文本可能符合知识分子的口味，但不是群众自己想看的。要让群众看到饱满的自己，我们需要直面他们的经验和忧虑，需要解释这些经验和忧虑从哪里来，需要亮出他们的坚韧、顽强、智慧和希望。

所以项飙当年在北大上学时是彻底将自己融入在北京郊区”浙江村“这一群外来务工人员的生活之中，甚至于和这些人建立起了非常深厚的友谊。项飙说，在自己的研究中，当自己融入了这个群体之后，他才直到底层群众的饱满的生命力，他们对于生活的坚韧与智慧，那种在苦难与艰苦中的勇气与爱。所以项飙在有了这段经历之后，他特别不能同意在当时知识界所流行的一种精英主义，即认为中国是全面落后的，尤其是因为底层人口素质太差。

与项飙的文字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梁鸿的文字，此书先后获得《新京报》2010年度文学类好书”“《亚洲周刊》2010年度非虚构类十大好书”“等奖项，尤其是南方媒体对其赞不绝口。
但是这本书最大的缺陷就是梁鸿这些文艺工作者，都是先有了一个模式，一个判断，就是农村人很悲惨，很愚昧，然后再按照这个判断进行写作。在整个过程中，作者首先把自己当成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角色，对她那些农村的亲戚是一种审视的状态，这种“凝视与被凝视”的写作模式凸显了作者与其他人之间的隔阂。而且也让她忽略了这些人身上所具有的韧性。

梁鸿的写作路径是一种典型的精英主义路径，即是以一种”凝视“的方式去将”自己“与”梁庄“分为两个不同的部分，这种写作所营造出的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同情，而不是平等关系下的悲悯与爱。国内的文艺圈有这种思维方式的人比比皆是，如阎连科，熊培云，贾樟柯都是如此。这些人当然都是非常优秀的文艺工作者，但是他们的缺陷也非常明显，这就注定了其作品不可能超越时代，甚至于再过十几年就没有人再去看。

项飙在《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这本书中提到了一个非常令他震撼的细节，这个细节也可以回应题主的疑惑。项飙说：浙江村的一个能人知道他的书热销，也知道了他是北大和牛津的教授，所以希望他能够给当地政府建言献策，然后提供一些有利于浙江村人利益的政策。

项飙拒绝了，很尴尬的说：我做不到这些，我能做的就是将你们的经验，生活的样态，如何努力的生活，面对困境时的智慧写成文字，然后留给后世，希望你们的智慧对后世的人有所启发。然而浙江村的这个能人听到自己居然有智慧，而且能留给后世，甚至还能给后世有所启发。激动的都快落泪了。他也不让项飙再给他什么利益了，他觉得这一点就值了。这个细节也让我非常非常震撼，因为底层生命的饱满性往往被精英主义的叙事方式遮蔽了，长期的历史叙事中，他们只是一个抽象的名词，而当知道自己也是一种历史主体，并能够影响历史时，那一刻他们才觉得自己活得像个人。他们也才感觉到这个文本的价值与意义之重要。

编辑于 2023-04-04 16:25

本人的体悟：
没有遥远的救世主
我们不需要被救赎